上个世纪一场伟大的全民族抗战诞生了两部不朽的史诗，这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力。《京华烟云》和《四世同堂》都描写了中华传统文化支持中国人民奋起反击日本侵略者，中华传统文化又在民族抗战的“血与火”的洗礼中获得了新生。在这新世纪里，两部史诗闪烁着越来越耀眼的光辉。依靠这种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必将战胜各种新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史诗的构造和史诗的品格
为俄国赢得世界性荣誉的抗击拿破仑法国侵略军的1812年卫国战争，诞生了史诗《战争与和平》。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史诗构成的要素，但是，只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小说并不等于史诗。
在列夫∙托尔斯泰同时代的小说里，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宏伟的社会生活画面，通常只表现为个人经历、活动的背景，这种背景同个人命运大多没有内在的联系，譬如法国大革命对于巴尔扎克的主人公老葛朗台，1848年革命对于福楼拜《情感教育》的主人公莫罗。而托尔斯泰既不记述历史事件----他对于心理的兴趣代替了对于事件本身的兴趣------也不写静态的心理，不静止地解析人物。托尔斯泰将人物心灵运动以及成长的轨迹与广阔的历史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二者的结合，便产生了一种新的小说形式------托尔斯泰称之为“心理历史小说”①， 即“现代史诗”。《战争与和平》是“现代史诗”的范本。
托尔斯泰深受古希腊英雄史诗《伊利亚特》影响。
《伊利亚特》不仅具有史诗的构造，不仅描写了重大的历史事件---特洛亚战争，以及英雄阿喀琉斯“退出----重返战场”的行为轨迹，《伊利亚特》还有其深层的精神构成，饱含着盲诗人荷马对民族命运的忧戚，对民族精神的思考。托尔斯泰可谓塑造俄罗斯精神的作家。《战争与和平》中让全体俄国人民团结得像一个人的纽带就是俄罗斯精神。依靠俄罗斯精神这一纽带，才使俄国得以度过1812年那场民族危机，并使俄罗斯民族在更高意义上实现了精神上的复活。
《京华烟云》、《四世同堂》的史诗构造
《京华烟云》是抗战爆发一两年间创作、发表的，小说中抗战的时间仅占小说近40年时间跨度的四十分之一左右，“抗战”是怎样成为《京华烟云》重大历史事件的呢？
《京华烟云》编年史般地描写中国二十世纪初年开始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犯、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将人物的性格成长、精神历程、命运与中国的命运有机地结合起来。小说开端，描写北京富商姚思安全家为躲避义和团、八国联军进入北京，而被迫离开北京，逃往杭州。逃难途中，年幼的爱女木兰丢失。
《京华烟云》意不在描写历史，而在于人物。走马灯似的历史事件是人物成长的背景天幕，是人物的“处境”、“命运”。小说开端的逃难，带有神秘的“命运”的意蕴。木兰由另一北京的大户曾家找到，从义和团手里赎回。就这样，姚思安为了报答救命之恩，也不能拒绝曾家提亲，只能将木兰许配她所不喜欢的曾家的三儿子荪亚。木兰的婚姻像这次逃难一样，是被动的，由父母决定，其中没有个人的意志和权利。
曾家表亲孙曼娘的婚姻也是长辈安排的，差不多成了曾家的童养媳。曼娘虽家境清贫，但天生丽质，接受传统教育，举止雅静，礼貌周到，堪称古典美人。她命定的丈夫曾平亚重病在身，娶过曼娘来，是指望她来给冲喜，让平亚病自然好转。曼娘结婚，她觉得自己不是什么新娘，而是个看护。就是这样，她也毫不犹豫。她说：“万一有什么不幸，你想我还会再嫁别人吗？他们家对我这么好，我若不感恩图报，就不是个人了”，“活着我是曾家的人；死了，我是曾家的鬼。”不久，年轻的曼娘便开始守寡，孤寂地度着自己的人生，可谓旧礼教的最后一个牺牲。
《京华烟云》不同于专事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张爱玲的小说------如《金锁记》，从外部时间中隔离、停滞起来，像孤岛一样，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京华烟云》时间不停地向前行进。曼娘的性格并非静止地固定在那里而任人宰割。木兰性格更具开放性。她有幸进入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个女子学校读书，成为第一批受益于女子教育运动的一个“新时代的女子”。她对男尊女卑发出质疑，具有了男女平等的思想，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她生活在传统婚姻里，精神上产生了对孔立夫的爱恋。她看孔立夫家境贫寒，却气宇不凡。她在内心里感到，只要和立夫在一起，就会永远幸福。孔立夫鄙夷民国初年的官商勾结，不无忧虑地指出“这就是中国败给日本的原因”。他养成积极的参与意识，敢于撰写针砭时弊的时论，并发表小说嘲讽军阀、官僚，被评论家誉为“民主文学”、“非战文学”的成功之作。姚木兰，孔立夫等一代年轻人，随着中国现代进程，登上了历史舞台，是新思想浸润的中国现代青年。
《京华烟云》青年主人公们，走上社会正逢“一战”结束，他们首先遇到的屈辱是国家的屈辱，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屈辱。“五四运动”声讨段祺瑞政府，是在声讨日本在中国的代理人，是在打到卖国贼。这样，《京华烟云》小说的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即伟大的抗日战争，向前做了详尽的追溯，使其“编年史”结构有了一个中心，所有事件都通向“抗日战争”，在描写重大历史事件进程中，描写人物的精神历程，描写中国人民“新国民”观念的形成，从而使人物心理同重大历史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正是“史诗”构造。
老舍投身抗战文艺，其中有《战争与和平》的影响。②
《四世同堂》情节开端就是卢沟桥事变，写祁老人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自己的八十大寿，诸如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清帝退位等，都不过是他的记忆；经历了亡国的屈辱之后，祁老人连死都不怕了，就怕死后棺材从日本兵站岗的城门抬出去。
《四世同堂》是抗战接近尾声时在大西南开始创作的。小说在描写这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时，将画面集中在北京小羊圈胡同，像《京华烟云》似的，设置了老北京的三个家庭，刻画这个普普通通的小羊圈胡同里的人们在亡国当头表现的不同的亡国观，着力开掘民族文化心理，将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和重大的历史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与《京华烟云》一样，构建了《战争与和平》般的“心理历史小说”---即“现代史诗”的构造。
《京华烟云》、《四世同堂》的史诗品格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随着《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的完成，双脚已向东倾斜，重构中华人文精神，发现中国悟性文化对西方知性文化的优势。“七七事变”后，林语堂将他所钟爱的中国文化精神升华为民族抗战精神。
姚思安在生命的最后，说了一个禅宗公案式的预言：“曼娘若说中国非打不可，中国就会赢的；曼娘若说中国千万不要打，中国就会输的。”③
曼娘一直遵从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姚思安以她所作的预言，抗战爆发后实现了，家庭伦理升华为国家伦理，曼娘向日本人宣战了。她朴实地说：“不管中国愿不愿意打，中国是不得不打了。”因为“咱们不能坐以待毙。”④ 卢沟桥事变后，曼娘防备日本人突然进入北京，她和儿子、儿媳躲到京北乡下朱家庄。鬼子到底进村了。曼娘抢先一步跑到后屋，抢先上吊自缢。这位传统的“淑女”，大敌当前，性格完成，升华为现代“烈女”，中国的“烈女”。鬼子进屋，对吊着的曼娘施行“奸尸”。这已是在曼娘死后了。
曼娘的儿子阿瑄冲进屋中，看见母亲全身裸露着。他的妻子、孩子也同时死在鬼子的刺刀下。他埋葬了三个亲人，为亲人守灵三天，然后向坟墓哭着告别，一路走向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后来与黛云、环儿、陈三等“少壮中国人”⑤会和。《京华烟云》超越于党派，写各种政治力量一致抗日。
木兰在上海经历了日本飞机对中国平民的轰炸，火车站成了露天的屠宰场，“惊人的传闻都是抢劫奸淫，千篇一律，木兰说对了，日本人的劣根性是改不了的。”她全家人撇下了家，加入到成千上万人的难民群，向中国大西南移动。《京华烟云》以逃难开篇，以逃难结尾。开篇的逃难，人无能为力，将近40年后的逃难，是千百万人民的主动行为，他们有了一个目的地，是在跟随政府，汇入巨大的抗战洪流。木兰在开篇的逃难中被丢失了，在这场逃难中，木兰找到了自己。她和全家人融合在这巨大的人群里了。木兰这个道家的女儿，个性解放的先驱，在转移途中又收养了3个孤儿和一个她刚刚帮助接生的婴儿，成为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感觉到了自己的国家，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清楚，这么真实；她感觉到一个民族，由于一个共同的爱国热情而结合在一起。⑥ 她知道这个壮大的集体是朝着抗战的方向走，越走，中国的抗战精神越坚强。⑦ 这种抗战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民族危机中所获得的新生。
《京华烟云》赋予小说以史诗品格。小说结尾，让木兰给家人讲述这近40年的“故事”，感到这是亿万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史诗时代”，“伟大的史诗故事”。⑧
与林语堂相似，老舍自《二马》（1929年）到《四世同堂》，也完成了一个自西向东转移的过程。《二马》描写李子荣、马威新国民观念的培养，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后来，老舍首先在自己身上“复兴”了中华文化精神，才得以发现传统文化在现实中的复兴。《二马》是老舍的“救国篇”，《猫城记》是“亡国篇”，《四世同堂》则是“复兴篇”。《四世同堂》将小羊圈胡同里的人们的不同的亡国观置于五千年文化面前加以检验，首先看到，以冠晓荷为代表的投降派的本质是文化投降。冠晓荷从老早就看不起中国。他拜倒在洋人面前，对洋人羡慕到恨不得托生个洋人的地步。专事杂文写作的汉奸文人蓝东阳竟认为日本也是他的国家，发烧说梦话时都喊“天皇万岁”，致使日本人将他全身用X光拍照，看看他的内脏有什么特殊的构造，为什么能这样效忠日本。老舍的结论是：这些投降派“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毫不相干”⑨ ， 他们是“民族自卑的产儿”⑩； 而祁瑞宣、钱诗人，以及小羊圈胡同的社会底层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奋起抵抗，其间，支持他们的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给抵抗派提供了精神支柱，抵抗派为一部中华文化史作了“正面的证据”。11
抵抗派身上固有的传统文化精神通向现代国家观念。祁瑞宣的犹豫、自责，不是在抵抗与投降之间，而是在“尽孝”与“尽忠”之间，是如何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人格理想。祁瑞全作为“新中国”的象征，与《金华烟云》中的“少壮中国人”属于同一行列，也是出自中华文化的培养。钱诗人的无为、自然、自主的道家人生观，同《京华烟云》中的姚思安一样，一遇困难，国家观念随即凸现。小羊圈胡同的社会底层，凭着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几乎全体一致地仇恨日本侵略者。
《四世同堂》表现在民族危机面前是中华传统文化将中国人民凝聚起来，掀起一场抵抗日寇的民族战争，而民族战争又使中华传统文化经受“洗礼”，获得新生。与《京华烟云》一样，中华文化赋予《四世同堂》以灵魂，《四世同堂》充溢着史诗品格。
结束语
一场伟大的抗日战争诞生两部史诗，表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抗战意志、中华文化的伟力。《京华烟云》、《四世同堂》具有不朽的意义。实现了新生的中华文化，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精神动力。
注释：
① 1865年3月19日《日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13页。
②见老舍《<火葬>序》，《老舍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43页。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译，《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87、414、421、502、503、500页，
⑨ ⑩ 老舍：《四世同堂∙饥荒》，《老舍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54、237页。
11. 老舍：《四世同堂∙偷生》，《老舍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77页。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