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各界热烈欢迎中国山水画大师王身铭访问日本

传统山水画在中国古代绘画独特的发展体系中，形成了丰富而稳固的山水画体格，并在中国传统文化统摄下被赋予了超出绘画本体之外的精神文化内涵。而正是这种完善的程式化传统和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精神文化重负，在政治、经济一体化，文化乃至审美多元取向的当代，成为山水画体格转型和突围的壁垒。中国画传统在历史的时空中，是呈活态显现的，也就是说中国画传统在文化时态中不是已逝去的“过去进行时”，而是永远的“现在进行时”。山水画走出传统的程式化逻辑，不仅仅是艺术规律发展的必然所趋，也成为画家乃至当下时代的必然选择。    艺术史一定意义上是一部观念史。山水画体格的转型无疑须建立在观念转型的基础之上。当下开放、多元、共融、互渗的文化情境为画家提供了深度探索的空间和可能，在王身铭的山水画作品中，我们无疑已明晰的看到这种可能的现实性。    解读王身铭的作品，无法忽视双重文化元素在其作品中的显现。即本土的山水画传统和源自于西方造型观念的影响。前者主要建立在画家对山水画意境的营造和笔墨的实现上，后者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构图原理和空间结构表达的借用上。而这两点也正是中国传统山水画体格转型无法拒绝和排斥的营养大餐。如果说西方传统在其作品中只是形而下“器”层面的显现，那中国本土文化因素对其作品的影响则体现在画家对形而上“道”层面的追求上。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太行山“群峰不断浮云显，绝嶂长留落日悬”的浑厚与苍茫，还是“林寒鸟鹊栖初定，村近牛羊暮自归”的山村即景，都在画家关注现实、关注自然的精神和情感体恤下，归于了含蓄、恬淡和静逸。不过这种对“静”的审美追求比之传统文人画的淡泊、超然、静虚、冷寂的孤芳自赏，多了些许对生命关注的“暖意”。从而使作品在“静谧”的表象下涌动着无限的生机。    事实证明，传统一旦置身当代，对于画家而言必须经过重新孕育的过程，只有此般方能退却程式化的“胎衣”。在王身铭的作品中，画家在恪守中国画意象造型原则下，并不拒绝真实的“再现”和细节的完美，无论一山、一石、一树、一枝，也或老屋、石墙、斜篱、柴扉都在画家严谨的笔墨使然下，被表现的厚重丰满而富有体量感，并在整体的意象组合中分黑布白，完成了朴素、厚拙而不失清雅、疏朗的情境再造。这种再造远非自然客体的再现，而是画家情感和精神诉求的“因心造境”。    山水之于王身铭，不是感官层面乐山乐水的自然客体，而是画家山水画创作的供养之资和“澄怀味象”的精神载体，画家的创作多取材于自己熟悉的太行山，不过在他的作品中，倒少有全景式的大山大水，而看似平凡和缺少“个性”的村舍、石坡、缓山倒成为画家倾情的对象。不以奇伟显精神，朴素之中见品性，画家在对自然的观照中，通过“外师造化”以求得心性和艺术创作上的自由和解放。并在温柔敦厚、清真雅正的“中和之美”的追求中，实现了从题材、审美和自我心性和对位。这是自我的精神取向，也是“尘嚣僵锁”的时下，基于人性中平和、安宁、祥和心态的缺失，在心理上实践的图示“招魂”。而这不仅是画家山水图式建构韵前提和基础，也是王身铭山水作品的文化意义之所在。    艺术创作不单是图式的创造，更是心性与精神的标榜和重塑。王身铭在艺术理念与艺术实践的共勉中，行吟山水，以期精神还乡。并在不懈的追求中使其精神、情感、语言的表达面对了一个值得期待的空间。